我以前给副县长当秘书（联络员），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。

这个副县长比较务实，经常会让我安排车，陪他去乡镇街道调研，而且总是告诉我，不用通知属地，临时才通知部门领导陪同。

有时候甚至不通知部门，就我和司机陪他去。

结果每次去现场，都会发现现场被突击处理过，流动摊贩也没了，街面也干净整洁了。

我们看过之后，副县长会让我通知街道领导到现场来，然后就看到街道的人急匆匆地赶来，就好像事先完全没有得到通知一样。

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如果不是突击清理过，现场不可能这么干净。

我就很疑惑，是谁走漏了风声。

一、先谈现象：“四不两直”扩大化，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

“四不两直”最初是安全生产领域的暗查、督查，特别是突击检查中出现的提法，后来被一些其他领域复制过去了。

为什么要复制，大概是“好用”，领导喜欢，秘书写稿的时候也觉得过瘾，而且“绝对正确”。

在《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中的最后一部分，也提出要按照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来开展调查研究。

其实也就意味着，“四不两直”在各个领域，都适用了。

探讨“四不两直”的必要性，就得从它的起源说起，安全生产领域为什么要“四不两直”？

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个领域关乎人命。

如果不采取突击检查、暗查，就会有人或者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安全，“捂”住问题的盖子。

比如安监局检查矿山，如果是提前通知，矿老板就可能会提前做准备，能掩饰的就掩饰，如果无法掩饰，就通过调整检查地点、区域、部位、内容等方式来掩盖自己的问题，甚至是会人为地制造障碍，让检查组无法到达待检点。

这样一来，就有可能使得真正的安全隐患无法暴露出来，造成严重后果。

类似领域还有危化危爆品存储运输销售、生态环保（特别是化工企业和工业废物排放）等领域，这些领域如果不强力监管，都是可能危及群众生命安全的。

而对于普通的工作领域，它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要小得多，比如说创建文明城市这个工作，你突击暗查，发现卫生不过关，最多是扣分、问责干部，但不会影响到群众生命安全。

基层即使事先得到了消息，该清理的清理，该打扫的打扫，最终我们要的，不就是环境干净卫生吗？

现在很多督导检查，变成“为了抓你的问题而来”，却忘了我们真正的目标到底是什么。

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除了可能危害群众生命安全的领域，其他领域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需要“四不两直”。

二、再说原因：定责随意化、属地化，基层谁愿意当“冤大头”

尽管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“四不两直”，但为什么“四不两直”推行不动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呢？

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，讲究的是对上负责，你身在下级，你就得接受上级的监督管理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下级部门为了迎合上级部门的需要，或者规避被“批评”的风险，所以就会想办法破坏“四不两直”。

以前我们提“不正确的政绩观”，那时候我们默认了广大干部都是想干事、想进步的，所以大家是为了让自己工作成绩更“好看”，所以想办法打听检查组的喜好，扬长避短，主动迎合。

而现在的干事氛围或者说“政绩观”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，可以说是内涵更丰富了，以前只想进步，现在还要担心“不进反退”。

甚至是很多干部有一种想法，别说什么进步，不被问责处分就万事大吉了。

而不想被问责，就得研究“不被问责”的条件是什么，然后想办法去“满足”。

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现在对于单位、岗位定责的问题，我们的工作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确定，应该如何来定才合理？

按理说，职责职责，在什么职位，担什么责任，这是没有争议的，但实际工作中，很多时候会把各种责任强加到一些单位和属地政府头上。

举一个例子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到了乡镇一级，主要领导负领导责任，分管领导负直接责任，包保村的领导负包保责任，村支部书记负领导责任，分管的委员和网格员负直接责任。

一旦迎检出问题，责任倒查，按情节严重程度，上述这些领导都有可能会被问责。

甚至每个领导干部身上要背负的责任，更是五花八门，以前说一岗双责，现在一岗不知道多少责。

但实际上，到底有没有法律确定这些领导需要对此事负这个责任，以及如何确定责任的大小，都是有问题的。

大家知道，体制内的处分也有“自由裁量权”，本来可以给个“严重警告”的，找领导疏通一下，给个“诫勉谈话”。

或者，本来不是什么大事的，大领导一签意见，下边纪检部门就必须有个“交待”，“提醒谈话”都能给你搞成“警告处分”。

说明我们责任确定和责任追究体系，并没有那么科学、严谨。

而属地责任，更是让体制内基层干部心塞的一个做法，事情发生在你这里，你有责任，人的户籍是你这里，你也有责任，甚至是，他只要居住在你这里，你也有责任。

信访部门有一个叫“三跨三分离”，就是户籍地、居住地、事发地分离的案件如何处理的机制，但实际上，只要沾上一点，上级部门说这个责任归你，你就得接下来，出了问题，你就得承担责任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干部特别是越往下的基层干部，自然首先想的是，如何避免自己因为这些“不知道是谁确定的责任”而被处分。

现在的调研、督导、检查，听起来内容不一样，但实际上干的事都差不多，就是揪出“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”，而不是揪出“基层存在的问题”。

为了避免责任追究到自己头上，就会想方设法在重大检查、督导、调研之前，做到三个摸清：

一是摸清带队领导信息（以便找熟人说情打招呼）。

二是摸清调研路线（以便提前维护环境卫生、交通秩序和维稳保障，甚至是实时跟踪）。

三是摸清检查内容（以便提前整改或者掩盖问题，如果问题太大，盖不住，就想办法疏通，改变检查内容）。

三、最后提建议：让“四不两直”回归理性，重构健康工作氛围

有一年，我们接到通知，有大领导要沿河“早练”（这是开玩笑的说法，其实就是清早7点半去调研河道治理情况），当时据说是只通知了当地市级一把手陪他，打算两个人去看看，然后看完了再通知本县的领导到场提要求。

但是这种消息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泄露的，反正我是被要求6点前到现场，工作人员是被要求5点半前到现场，环卫工人是5点前要打扫完周边卫生。

我到现场一看，那家伙，全是熟人，县里一条线上的领导全在，还有应急、安全、信访、生态……还有其他乡镇的，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人在当“群众”。

我不相信大领导不知道这些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他大概确实只是想轻车简从地去看看真实情况。

归根到底，再高的上级，也总是下级，只要你是下级，你就得在上级面前展示一点好的内容。

所以，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应该从两个方面改进。

一是明确“四不两直”的范围，不要什么领域都四不两直。

对于特殊行业、特殊领域，如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保督查之类影响重大的工作，严格落实“四不两直”，严查提前打探消息、跟踪检查组行程等行为，对于暗访督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从重、顶格处理。

对于其他普通工作，区分清楚督查、督导、检查、调研的区别，针对性地出台工作方式，带着问题来下访、指导、调研，帮助下级单位开展好工作。

与其总是想给基层来点突击，不如研究一下为什么基层总是会被查到“问题”。是否因为基层客观实际有困难，是否因为考核指标欠合理？

基层干部怕被突击检查，不是怕发现问题，而是怕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而被问责。

不管是出于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还是“不当冤大头”的心态，只要有检查，不管领导是来检查什么，先把环境卫生、交通秩序、信访维稳安排一遍再说。

与其这样调研督导，不如把人叫到办公室汇报，叫到会议座谈，少给基层增加负担。

二是刹住定责和问责随意化的风气，让干部不因为“避责”而掩盖问题。

“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”。不仅是基层负责执行的领导干部，还是上级部门负责顶层设计的领导干部，都应该实事求是。

我们现在都在提行政管理法制化，更多的应该体现在行政部门职责、行政行为的确定，特别是领导干部责任的界定等方面。

因为领导干部是行使行政权力、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，他们思想意识上如何看待这个事情，就会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合理性、合规性、合法性。

如果仍然存在“领导说你有责任就有责任”，那自然就会促使干部想方设法去“规避责任”而不是思考问题如何解决。

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一位领导到某地公园出席活动，过程中随口提了一句“湖水脏”，于是当地就接到上级指示，要求一个月内让湖水变清。

个中细节，不便多说，但闹出了许多笑话。

领导权威确实是体制内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，但是我们更应该尊重客观实际，合理提出工作要求，拿出科学方案，解决现实问题。

否则，长此以往，大家工作导向就变了，这是影响根基的问题，必须引起重视。

说回开头我当秘书时的那个疑惑，最终我也没有想明白信息是从哪里泄露，但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如果有人想得知某个消息，不管如何保密，总会有渠道。

有时候领导秘书为了卖人情给下级领导，就会提前打个电话。

陪同调研的部门领导，为了让分管领域的“现场”看起来好看，自然会提前“放水”。

甚至是副县长自己，看到精心准备过的现场，也只会表现出“大家都懂”的表情，默许了这种行为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形成了风气。

这个副县长性格温和，从来不过多苛责下边，一向都是说，大家把问题提出来，我们共同想办法解决。

但是并不是所有检查组和领导都是这么和气，他们也许是背着“尚方宝剑”来的，来就是为了砍头。

当你左右总难免挨一刀时，你自然会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了。

所以，“四不两直”不应该扩大化、随意化，关键是如何帮助基层发现问题，引起重视，上下齐心协力来共同推进问题的化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