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安徽泾县联合调查组公布了“游客被打”事件的调查情况。应当承认，当地反应很迅速，调查和处理处分也很“给力”——基本达到了公众的预期。

算是堵住了悠悠众口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众的质疑，并努力地挽回了当地形象和可能对旅游业造成的损失。

但在一片拍手称快的氛围中，仍有一些值得推敲和警醒的问题需要审视，那就是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处分。

这里不包括3名打人者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动手行凶者。被行政拘留，被罚款，饭店被责令停业整顿，那都是咎由自取，这是作为成年人对自己违法行为本应承担的后果。

这里所如鲠在喉的是那些因此事件被处理处分的基层干部，除了存在徇私枉法情节即和稀泥（带队处警并主持调解）的那位派出所副所长，以及处理投诉不规范不及时的县文化执法支队支队长以外，其他公职人员多少都有“背锅”之嫌。

这种“背锅”并非真的因为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失职渎职问题，而是更多的作为祭器，拉出去“牺牲”“垫背”，去安抚激愤的民意，去堵住愤怒的舆论。

当然，你也可以说由小见大，也可以说该起事件，的确暴露出来了如通报所述的那样从严治警责任不力、管理不严、监管不严等问题。

但请记住，这是个案，并非普遍性问题，客观而严格地说只是暴露出存在这样的“现象”或“苗头”“倾向”，而不能武断地定性为“问题”甚至是“病症”。

就跟打喷嚏一样，你不能上来就径行给诊断为得了“流感”，还要结合其他现象和检查结果再确诊。

既然只是个案，只是苗头性、倾向性的问题，那就不能因此给人“诫勉处理”乃至“党内警告处分”。这样的处分太重了，也太过了。

像是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以及主持工作的副所长，他们在日常管理中对从严治警必定也是三令五申，这种其实就是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，如苛求对个案进行逐个指导指挥、面面俱到，那不现实也是违规的。

而像镇政府副镇长，在对旅游市场秩序日常管理过程中，必定也是三番五次地强调规范经营、严格遵纪守法，这种也是尽到自己工作职责的表现，如再要求他们逐一教育经营户不得对游客动手，那不客观也没道理。

如照当下这么个逻辑，分管政法的副县长、政法委书记，以及分管文化的副县长也都有领导责任来着。只不过，事件是县里组成的调查组在调查，他们的管理权限在市里，也就只好“放过”了。

咱说句实在的，动手的是经营户，失职渎职的是处警的副所长和支队长，而其他相关干部此前也已经做到该做的了，若说他们和违法事件的发生有关系，但关系已经不大了，或者根本就没什么关系。就和小区发生盗窃，除非存在失职渎职行为，否则不能去追究当地派出所责任一样。

再然后，按党纪，给个谈话提醒、批评教育、责令检查其实也就行了，但想必当地领导是考虑到，都造成这么大的不良影响，再这么处理那指定给游客和公众交不了差、收不了场，那只好“升格”处理处分。

倘若你是被处理处分的干部，你心里怎么想？——那还能怎么想？纵容有天大的委屈，也要在组织和领导的“教育”下，为了“大局”而选择妥协。

然而，不是说好的“一把尺子量到底”吗？怎么就特殊情况加重处理处分了呢？这也反映了某些地方在面对舆论时，没能坚守底线，而是突破底线去妥协退让。

这样的妥协一味地顾及舆论的反响和公众的感受，却忽视了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和呐喊；最终只能换来一时的大事化小，换不来使人心服口服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定论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对有关基层干部的强人所难、吹毛求疵或曰“鸡蛋里面挑骨头”的要求，特别是发生舆情事件以后，为了追责问责而给刻意他们找“过错”或强行联系，本身就是在破坏党纪法规的严肃性，是在伤害公平公正，是一种“人治”而非“法治”的体现。

此外，虽如前所述，公安局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逐案指挥不现实，副镇长逐户教育不客观，但经此一事后，在“层层压实责任”的要求下，不现实也要成为现实，不客观也要成为客观。

彼时，凡是涉及到游客的案件，副局长、所长得靠前指挥，逐案分析研判，亲自参与调解处置，一定要抓到游客满意为止。

而副镇长得亲自登门拜访经营户，逐户“压紧压实责任”，甚至于说请“求爷爷告奶奶”般的劝说一定不要惹是生非，把禁止性的行为都给说清楚说明白。

当然，还要把握好度，不能强硬只能柔性教育，毕竟万一某个经营户那天一个不高兴，再给你操个事，那指定吃不了兜着走；或者嫌烦了，也拍个视频发网上，说你干部态度不好，那时候舆情肯定转向把干部给生吞活剥了。

说到底，基层工作不好干，基层干部不好过啊！一首漏得华的《天意》送给基层干部：“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，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，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……”